*.l.google.com

二级blogspot域名和独立域名，均继续无法访问中。

Blogspot.com被Ban了？

或许邮件通知还是可用的？
后话：确实如此。

所谓的虚拟财产提供刑法上的保护

　　3月17日，由深圳市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所和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联合主办的“网络与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研讨会在深圳召开。来自全国的权威专家们把关注重点放在了“网络犯罪”以及与之相关的“虚拟财产”的保护上。
　　会上传递出的信息表明，对于是否应该对所谓的虚拟财产提供刑法上的保护，中国法学界还存在根深蒂固的分歧。因为法律以及司法解释的缺位，各地的法官和检察官们在适用法律时却有不同的理解。
　　这个问题上的司法分歧，深刻表明成文法的刚性原则在互联网时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深圳市检察院的检察官张若平说：“司法机关在打击网络犯罪方面力不从心，是因为传统法律对网络上出现的一些新问题缺乏明确规定，能否对传统法律进行解释和如何解释，成为争议最大的问题。”
...

位于辽宁海城的嫌犯分工明确，分别负责木马的发送、号码的盗取以及号码的筛选。而长春的嫌犯则扮演总经销商的角色，在淘宝上甩卖虚拟财产，或者交由位于全国各地的分销商销售。

Google是出版业头号天敌

DoNews北京3月19日消息（沈力钧）：针对“中国政府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与Google签署合作协议事件，出版业著名专家、中国图书商报创始人、原总编程三国认为，Google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对外推广工具，但是必须要对其可能导致的“文化入侵”有所警惕。
　　程三国说，Google首先是一个媒体，其次是这个媒体太强大，理论上可以在文化领域内操控任何事情。很多国家对这种具有强文化渗透力的商业力量保持警惕。比如法国、德国，就有专门的研究小组研究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文化入侵现象，甚至由政府部门支持，委托学术组织来研究或执行对策。这是因为，这些国家都能认识到，图书出版是文化的制高点，必须要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因此，程三国认为，把图书出版的最后出口交给Google，很值得推敲。
　　程三国认为，图书和内容是文化的命根子，代表着国家、民族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可以利用Google强大的推广平台，作为有效的对外推广工具，但是不能把图书交出。尽管Google会做出很多具体的承诺，但是从国家利益和“文化入侵”的高度看，任何企业的任何形式的承诺都存在巨大风险。
　　16日，Google就程三国指“Google是出版业头号天敌”发表声明，表示“我们相信新兴技术与传统行业的完美结合将给传统产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实现产业发展和用户利益的双赢”。对此，程三国认为，对于Google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并不意味着封闭、拒绝合作，而是要认真研究合作的方式和底线。

那些沉迷于电脑的人

根据调查，那些沉迷于电脑的人，往往不注重搞好人际关系，他们对电脑的过度依赖剥夺了与他人相处的时间。而如果这些“电脑迷”成了家，他们可能长时间沉迷于电脑而忽略了伴侣，使夫妻关系变得冷淡。

这样一个孤单的人物

英国《金融时报》斯特凡•斯特恩(Stefan Stern)借用艾略特的话，对谷歌和莎士比亚进行横向比较。

一个更大、更重要（也更自相矛盾）的问题出现了。什么才算“原创内容”？莎士比亚(Shakespeare)几乎没有创作过任何情节。他的大多数戏剧都源自史实或广为人知的寓言。《错中错》(The Comedy of Errors)首次公演时被打断过吗？没有。没有人高喊：“嗨，别演了，这只是普劳图斯(Plautus)《孪生兄弟》的改编版。”

我们现在所谓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在法国文学界还被称作“la Restitution des Lettres”，意即：经典作品的复原或再现。如果拉辛(Racine)选择就欧里庇得斯(Euripedes)的《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写一个自己的版本——正如他所做的，根本不存在剽窃或文化寄生问题。当时，模仿就是创造，而且是原创。

对于创造性和原创性，我们仍然背负着一种非常浪漫主义的观念。我们想象这样一个孤单的人物：他经历了恍然大悟那个时刻，并从零开始，创造某种全新的东西。

同样地，根据“联合+开发”的规划，宝洁公司(P&G)从众多竞争对手那里获得了产品授权或直接加以收购，将这些产品统一以宝洁品牌推向市场。该公司有一个“侦察员”网络专门负责监视新的创意。

洪波：口碑的价值高于广告

　　洪波决定将“五季咨询”的业务方向确定为“为触网的Web2.0网站提供咨询服务”。“我们具有这方面的优势，尽管Web2.0概念出现得比较晚，但Donews自身从一开始就几乎是完全按照Web2.0理念建立和运营的。最近3年来，我们关注Web2.0的各种理论与实践，并在Donews中进行尝试。我们还近距离地观察和了解大量的Web2.0创业者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与此同时，大多数企业对Web2.0的认识还比较模糊，甚至存在不少误区，这正是我们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有评论认为洪波采取了李维牛仔的经营策略：当人人都在淘金，为了那些可能存在的金子而废寝忘食时，那么加入淘金的队伍是件愚蠢的事情，不如向每个人卖条牛仔裤赚得实在。如今全部IT人都挤在Web2.0创业的道路上，老旧网站也在考虑如何转型，这时候洪波提供网络咨询服务，就是在卖牛仔裤。

　　但洪波却认为“五季咨询”和李维牛仔没有什么可比性，在他看来李维·施特劳斯是牛仔裤的发明者，“五季咨询”并不是Web2.0的发明者；李维牛仔是牛仔裤行业的代表，五季咨询还没有建立品牌；李维牛仔大量采用广告攻势，五季咨询不会花钱打广告。“我们的价值必须通过帮助客户成功来体现，在Web2.0时代，口碑的价值高于广告。”

...

　　让洪波看好自己公司前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认为新的媒体时代已经来临：在旧媒体时代没有话语权，缺乏传播力的普通用户，在互联网和新技术的帮助下，获得了空前的话语权和传播力。“过去的公关方式主要是通过控制主要媒体，监测并撤掉负面报道。但他没法让几千万博客作者从自己的博客上把稿子给删掉。所以企业需要跟越来越多的普通用户良性互动，他们在这方面没有经验，而我们有。”洪波说。

实际税负

　　如果按照国税总局提供的18％这个数字，则仅比2005年小涨0.5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平均低3个百分点左右，比发达国家低约12个百分点。

　　不过，周天勇却对这样的算法并不认同。这位著名教授上周六在清华大学表示：“去年政府财政收入接近3.2万亿元，如果加上1.3万亿元的预算外收费、土地出让金5000亿元、社保8000亿元等预算外收入，我们真实的税负已经达到31％至32％，这种程度的实际税负已经相当高了。”

　　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去年年底联合公布的调查称，中国的纳税成本居世界第八，计入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等“员工税”后的“总税率”高达77％。而按照周天勇的观点是，“过高的税负，对刺激消费以及对企业发展的消极影响将越来越明显。”

大国民风范

您在《冷和——中美世纪之惑》这本书的开篇提到了有关于大国民风范的四个词——自信、宽容、雍雅、关怀，您觉得现在的中国社会、中国的年轻人在这四点上最缺乏的是什么？

划线门 去哪儿 www.qunar.com

去哪儿国际化的创业团队，导致去哪儿很可能并不局限于国内业务。按照庄辰超的介绍，他们希望在至少在东亚，在中日韩之间尝试提供一种跨地域的服务。如果真能达到这个预想目标，倒是一种新的国际化路径。比纯粹用资本去开路的明基、TCL、百度而言，显得似乎更靠谱儿，尤其是从成本上说。

根据庄辰超的介绍，酒店们似乎很害怕携程。因为酒店从客户那里收169块钱，就要分给携程69块钱。但携程似乎也很害怕“去哪儿”，去哪儿在比价过程中，不仅用删除线的方式划掉了携程并不是最低的价格，顺手也划掉了携程网的名字。是可忍孰不可忍，携程网到海淀工商把去哪儿给告了。这个事件现在叫做划线门，具体经过请见戴政的Blog。

Craig Newmark

在他看来“我们的首要任务不是挣钱，服务社区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他明确表示“我们不会上市，不会引入风险投资，不会在网站上刊登广告，不会收取会员费，大部分人的帖子将是免费的。”有人因此说Craigslist是一个没有商业模式的公司，Newmark也坦然以对——“确实，我们没有商业模式。”

UGC: user generated content

• 我觉得只是时机未到，中国的国情是还没有达到长尾理论所说的丰饶的经济时代。内容生产（自由劳动）还没有成为人们的必须。看一下在发达国家，自愿的社会性劳动，包括自愿者、非政府组织有多发达就知道了。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多少自愿服务者的地方，在网络上也不会有太多内容生产者的。

李约瑟的提问 许知远

李约瑟的提问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2007年3月1日 星期四

那本绿色封皮、356页的《李约瑟游记》，打开了一个我从未想象的世界。那是1942年―1946年的中国，她在与日本人对抗中，丢失了大部分土地，民族的生存受到了空前的挑战，而战争又激发起中国人空前的团结，长期如同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处于获得胜利和重建国家的高涨热情中。

我们了解了关于那个时代的很多故事，士兵的、农民的、将军的、政客的，但是科学家们在这场风暴中是怎样的呢？三十年前，"科学"与另一个词"民主"，被认定是解救中国的良药。

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的一连串对抗西方的失败，中国人的自信心从未如此低落，作为世界中心的天朝一去不返。一开始，人们相信是军事技术上的不足，但是洋务运动的成就却在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功亏一篑；然后，人们开始将失败归于制度上的落后，维新与革命，都试图将欧美的制度移植到中国，它的效果也令人怀疑；最后，人们认定问题出在他们一直为傲的中国文化传统上，它已经僵死，无力应对现代世界。一些最激进的知识分子宣称，应该将线装书全部仍进茅坑。

很多新观念涌入动荡的中国，用以解救"外国干涉、政治分裂、基层社会动荡"这些严峻的问题。"科学"在其中占有的地位无疑是最为独特的，民主是政治改革的方法，而科学则牵扯到更为根本的变化――它可以改造我们的文化基因。以至于那个时代的思想领袖胡适1923年会这样一说："近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那真是个焦虑的年代，不仅是我们的制度、技术，甚至人类学意义上的中国人自身都是值得怀疑的。我们太静而不活跃，思维上欠缺逻辑，身体太文弱，郁达夫在小说中甚至对于我们的性能力也倍感怀疑。

缺乏科学精神，是最经常被指责的一项。欧洲中心论者带着考察土著居民式的眼光打量中国，发现欧洲人"生来就就是具有智慧的民族"，而中国人则尚未开化，他们不善于分析、怀疑、科学思维，中国社会则长期停滞，一直以来是黑暗的专制主义，它扼杀一切想象力。即使在那本极力将中国人的生活艺术化的作品《吾土吾民》中，林语堂也说，希腊人奠定了自然科学的基础，埃及人发展了几何学与天文学，连印度人都发明了自己的语法学，这都以分析性思维为基础，但中国人"却为能发展自己的语法学，数学与天文学的知识大多是由国外引进的……他们只喜欢道德上的陈词滥调……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世界观。"

李约瑟1942年来到中国时，他已听到了太多类似的论调。他的名字是Joseph Needham，是剑桥大学的一名富有成就的生物化学家，他也是自由教育所产生出的最佳人才，对一切都充满热情与好奇心。1936年，因为一名叫鲁桂珍的年轻中国女科学家的出现，他对中国深感着迷，依靠自修学习中文，阅读中国典籍，并取了这个中文名字。

"大约在1938年，我开始酝酿一部系统的、客观的、权威性的专著，以论述中国文化区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史及医学史，"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注意到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现代科学在欧洲文明史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又衍生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公元1世纪到公元15世纪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

1942年的中国之行，是个饶有兴致的探究过程，充满了李约瑟一直渴望的新鲜的感受与一手经验。他努力让自己融入中国，他的朋友发现，他不喜欢别人叫他Joseph Needham，或是叫他"倪德汉"，而坚持叫"李约瑟"的用法，他睡前与早起时，不穿西式睡衣，而是中国篮布长衫，一位听过他讲演的学生记忆他是"一个结实的人，个性非常活泼，穿着咔叽布料的艺术，上装上戴着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蓝白的牌子……他喜欢别人叫他李先生，谈话明白而快捷。"

那真是奇特的旅行，处于抗日战争的中国，一切都艰苦卓绝，然而中国人却用自己的方式来应对，并表现出高度的创造性。在嘉定，李约瑟发现科学家们在可以遥望西藏山峰的宗祠里讨论原子物理，在广西的山洞里，他又看到了大型发电厂，而工程师们争相同来自外部世界的技术专家交谈；在大理的土著部落中，有人帮助一位浮游生物学家把小船推入五华塔下的洱海；在一座炼焦厂里，所有的管道、蒸馏塔和金属部件都是用汽油桶建造的，一座轧钢厂是又打捞起来的沉没江轮上的发电机供电的，一流的鼓风炉则是上面的钢板改装的，当显微镜的盖板买不到时，他们就使用天然云母片……

（待续）